WHKs

数学三角

已知 $\sin(2\alpha+\beta)=\frac23,\cos\alpha\cos(\alpha+\beta)=\frac12$ ,则 $\tan\alpha+\tan(\alpha+\beta)=$

A. $\frac32$

B. $\frac23$

C. $\frac34$

D. $\frac43$

数学

已知 $y>x>0$ ,则 $\frac{y}{y-x}-\frac{4x}{2x+y}$ 的最小值为_______。

语文论述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保藏古籍版本的兰台洞库,详细听取《四库全书》版本源流、保护收藏等介绍,叮嘱工作人员: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走出兰台洞库,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版本馆的建成和管理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建设版本馆的初心就是收藏,就是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盛世修文,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摘编自《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

材料二:

问:汤先生,在《儒藏》的编纂过程中,你们采取了怎样的工作方式,积累了怎样的实践经验?

答:我们主持的这部《儒藏》,基本上沿袭了中国的传统分类法,即四部分类的传统,也就是按照经、史、子、集的框架进行架构。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儒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版本质量也相当不错,可以给编纂提供60~70的版本。同时,我们也同国内外其他的图书、藏书机构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为版本和目录的选定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其次,我们的编纂坚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在依托北京大学现有学术资源的基础上,跟国内外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术团队合作,形成一种强强联合的模式。再者,我们有着相当严谨、审慎的工作态度,从体系的设计、版本的选定,再到校勘、审定,都要反复讨论、数次修订。

问:汤先生,我们知道您的梦想就是希望让《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请您谈谈《儒藏》编纂的意义。

答:编纂《儒藏》,一个方面可以很好地保存历史文献,古代曾有大型的丛书编纂,如《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虽然有一些已经散佚了,但是,三代典籍通过它们更多地保存了下来,我们今天进行整理,还要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它们;另一个方面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保存下来,这是更重要的方面;再一方面是希望做成儒学经典的范本。

此外,《儒藏》还将搜集未收入上述各书的儒家著述文献,使我们拥有一部比较完备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这不仅可以使我们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是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使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利用中国文化资料检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

(摘编自汤一介《传承中华文化 推进人类文明——就<儒藏>编纂答河北学刊>主编提问》)

材料三:

《永乐大典》11095册,22937卷,约3.7亿字。永乐皇帝制定的目标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这部书的规模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它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从这个角度说,《永乐大典》是中国文化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丰碑。

《永乐大典》被毁坏主要发生在明末清初和清末庚子事变的战乱。残卷散在世界各地,经过几代人的调查搜集,学术界的统计为现存422册827卷,按册数计约3.8,按卷数计约3.6,均不到4

《永乐大典》的用途有三:一是庞大的资料库,中国历史文化的巨大信息库;二是它保存了数量相当大的已经失传的书;三是校勘功能,如郦道元《水经注》,明代还有刻本和抄本流传,清代戴震发现《大典》本来自宋本,而完整的宋刻本已不见了,于是利用《大典》本校勘明代的版本,订正了许多错误,基本恢复了原貌。

但迄今为止,利用《大典》从事科学研究,发掘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蕴,在方法上还停留在类似于渔民撒网式的不够科学的阶段。没有采用科学的拉网式,没有竭泽而渔,不知道《大典》存卷400多册这个家底是什么样的。这显然是无法得到系统而科学的成果的,当然也就无法发挥《大典》存卷作为中国文化宝藏的全部功能。

我们的办法,将是把《永乐大典》存卷按照引用的书籍逐条切分开,让这些古书的片段各归其书,按《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分类法排序、整理,形成《永乐大典存卷分书重编》本。整理的第一步是确定《大典》引用的这部书存不存世。如果存世,就找到这部书的早期版本,最好是宋元明版本进行全面校勘,有不同之处,写成校勘记,供专家们参考。如果不存世了,就看前人有没有辑本,有辑本的,把辑本仔细对一遍,文字不同或者漏辑的,写成校勘记,供学者参考。至于没有传本的,就形成我们的新辑本。

至于史料库作用,我们拿出一册《永乐大典》做了试验(卷7889、7890)。我们逐条切分出书名、篇名、人名、地名、官名,做成专题索引,发现这一册中有索引条目1572条,那么422册的话,就有663384条,这是我们打开这个《大典》史料库的钥匙。

(摘编自杜泽逊在专题会上的发言《<永乐大典>综合整理校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收藏和保护历代《四库全书》的版本,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建设国家版本馆的目的。
B.《儒藏》的编纂,不仅选用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架构,而且有赖于北京大学丰富的学术资源。
C.《永乐大典》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百科全书,但因战乱现存不到4,已经失去了资料库功能。
D.要发挥《永乐大典》的全部功能,我们既要“撒网式”研究,也要“拉网式”研究,实现竭泽而渔。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与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文化典籍的保护密切相关。
B.《水经注》的校勘表明,只有充分利用不同版本相互印证,才能最大限度地恢复散佚典籍的原貌。
C.今人整理《永乐大典》时,按其所引书籍逐条切分并各归其书,可见明代的分类方式较为落后。
D.汤一介和杜泽逊在谈话中多次提及“我们”,因为他们都十分重视团队在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作用。
3.下列对三则材料文体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是纪实报道,记录重大事件,叙述与议论交替,真实客观。
B.材料二是访谈,受访者根据采访者的问题来直接回答,针对性强。
C.材料三是发言稿,通过数据和事例介绍了工作的进展,具体详实。
D.材料二和材料三,专业术语使用较多,内容学术性强,逻辑严谨。
4.《儒藏》编纂和《永乐大典》整理,这两种“修文”的路径有何不同?请简要概括。
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盛世修文,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语文人事物素材

名片:携得通家名刺在,不妨长揖叩龙门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相信这样的打招呼场景我们并不陌生。递名片作为一种快捷的自我介绍方式,是新朋友互相认识的有效方法,也在现代商业交往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古人的“名片”是什么样的呢?

方便传递信息的“谒”

古代名片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叫“谒”。《释名·释书契》载:“谒,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谒”这种叫法,与朝廷设有“谒者”这一官职有关。春秋战国时期,“谒者”指侍奉在国君左右掌管传达等事务的近侍。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达官贵人也设立专门负责接待客人的“谒者”,他们根据主人的意思反馈信息给来访者。后来为了方便,出现了“谒”,上面写有自己的信息、求见原因,直接投递到对方府上,被拜访者在看完介绍后,决定是否接见对方。两汉之交,“谒”逐渐更名为“刺”。《后汉书》记载,建安初年,为了谋得发展,祢衡来到许都,准备投“刺”,但是因为他看不起周围人,“刺”一直都未能用上,装在口袋里直到字迹都模糊了。这就是“祢衡怀刺”典故的由来。

诗人与状元的“投刺”

东汉时期,随着纸张的发明,“名刺”改用纸张,纸张的发明也促进了“刺”的使用,不再像秦汉时期有那么多等级限制,东汉时期的“刺”应用已经相当普遍了。到了唐代,“投刺”成为一种社会交往的风尚。不论是拜谒官员、文人结识,还是进士及第,都要用到“名刺”。为求仕途,唐代文人往往会通过拜谒官场中人的方式去获得他们的推荐。李白在长安居住时,曾主动拜谒过玉真公主及其他朝臣,在他的《上李邕》《上安州裴长史书》等诗文中均能见其投刺拜谒之事。科举进士也是如此。每次科举考完试后,新科进士也会四处拜访达官贵人,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唐摭言》中有“状元以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人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缛,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以下,与主司对拜”的记载。

用名片拜年

在古代,名片还有一个用途一一拜年。这一功能出现得比较晚,但至少宋朝时已经颇为盛行。每当新年来临,人们就会让仆人或子弟代为跑腿,给被祝贺人递送“贺年名帖”,称为“飞帖”。北宋文学家秦观曾写过一帖贺正旦,其文云:“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明清时期以名刺来拜年的做法更加普遍。“不求见面惟通谒,名刺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文微明的这首诗算是对“飞贴”拜年的生动描写。一般贺年帖的中央会写一些简单的贺词,被祝贺者和祝贺者的姓名分别写在帖的右上方和左下方。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拜年时“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有些人互不相识也可以投帖,有的人干脆在家门前贴一红纸袋,号为“门簿”,用来接受拜年帖。

语文人事物素材

屏风:画屏有山海,文人自栖息

屏风,历来是我国室内家居的主要器具之一。古代称之为“扆”,设在户牖之间,其作用是挡风。除了挡风之外,屏风还是家居物件中可以移动的精巧隔断,在床后安置的屏风,亦作倚靠或挂置什物之用。

帝王屏风:器以载道

唐太宗李世民执政之初,积极听取群臣意见,励精图治,劝课农桑,整饬更治,薄赋尚俭,为“贞观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但随着政权巩固,李世民也逐渐陷入奢靡生活的诱惑中,最敢和李世民叫板的魏徵在贞观十三年写下了一份流传千古的奏章,直言帝王登基之初都谨慎治国,但安定后都会贪图享受,陛下当年的“敦朴之理,渐不克终”,应当坚持下去。魏徵在奏章中列举了李世民执政初到如今的十个变化,来警醒他要居安思危,坚持厉行节约的政策。李世民有感于他的诚心,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羞愧,于是将这份奏章的内容写在自己室内的屏风上朝夕瞻仰,以提醒和告诚自己。正因君臣一心,皇帝虚心纳谏,闻过则改,才创造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贞观之治”。这一屏风后来也被称为“戒奢屏”。

文人屏风:不染一尘的超脱

其实,古代民间的屏风大都崇尚实用朴素,陈设素屏者众多,自魏晋以来,风气更盛。褪去权利奢华光环的屏风,成了文人墨客抒情表意的工具,变得柔软多情起来。在众多诗人之中,白居易对屏风的喜爱是出了名的。他所写的《素屏谣》向世人昭示了他不随世俗的品性。文日:“素屏素屏,胡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当世岂无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璪之松石?吾不令加一点画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素屏,其实就是一种不施彩饰的白色屏风。相比于“画屏”而言,别有一种不染一物的超脱之美。它精美、古典、静默,自然而然与文学结缘。明代时文人的屏风,也依旧多为“素屏”,这正彰显出他们对内在独立精神的独特要求。

玉堂中的屏风:隐逸、自由与理解

宋仁宗有一个非常喜欢的臣子燕肃,很善于画画,仁宗请他画了一幅《潇湘图》屏风,放在玉堂(翰林学士处理日常工作之处)的正中央。之前,在皇帝的空间中,如果屏风放在正中央它一定画的是鉴戒或示威的图像,但在玉堂中,仁宗却放上了《潇湘图》屏风。他希望士大夫可以在这样一个空间中,拥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的状态。一这一屏风表现了仁宗对士大夫这一群体的认同和体贴。后来,仁宗又让另外一名宫廷画家易元吉画了猿猴的屏风画。在古代猿猴是生活在林壑之中的,所以它们代表着一种远离尘世的自由。在仁宗统治时期,玉堂空间主要有四幅画:一个是董羽水,一个是巨然山——二者都是壁画,处于中心的就是燕肃的《潇相图》屏风,还有易元吉画的猿猴屏风。玉堂空间完全被陈设成一个文人空间,一个土大夫空间,而且屏风画的主题,都有着隐逸的、自由的意味。

语文人事物素材

枕头:采菊缝枕囊,满室生余香

睡眠,是人体进行自我修复的必要手段,而睡眠的必需品——枕头,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凝聚了不同时期的古人智慧。它的演变,记录着社会和生活的变迁。

高枕而卧,国必无忧

在一些文学作品或是古装电视剧中,我们常能看到古人睡觉时所用的枕头十分高,而且还是硬邦邦的木质、石质等,难道他们睡在上面不硌得慌吗?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的记载。古人的枕头大多既高且硬,因为他们选用的材料大多为竹、木头、石块、陶瓷或金属,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青铜枕、金枕等。这种睡硬枕头的习惯至今还在我国一些地区保留着。比如有名的“关中百怪”中,就有一怪是“枕头砖来代”,因为古人认为睡硬枕可以使人睿智。而且,虽然叫“枕头”,但古代的一些硬枕其实是垫到脖子下面,如果能贴合使用者颈椎的生理弧度,不仅能给颈椎提供支撑,还能让颈部放松,睡得更舒服。虽然硬枕是古人的首选,但也不乏各种特色软枕。现存最为知名的软枕是西汉南越王赵眜(mò)墓中出土的一件丝囊珍珠枕,这个枕头大部分已经朽烂,只有珍珠尚存。

“养生”枕头种类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木枕已是人们普遍使用的生活用品,但木枕会因汗渍的侵蚀而变形腐烂。隋朝时,出现了最早的瓷枕,瓷枕陪伴人们人睡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按照中医“脚暖头凉”的理论,古人认为光滑细润的瓷枕具有“理疗”功效,可以爽身怡神。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个珍贵的药枕,内部填塞着中药佩兰叶。药枕是我国古代先人的首创,起源于枕香草风俗。在古代众多种类的药枕中,“菊花枕”最受青睐。诗人陆游曾为“菊花枕”咏诗:“少日曾题菊枕诗,蠹编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药枕的形式多种多样。如豆枕,多用绿豆,亦有用赤豆、黑豆的;还有以米为枕的,等等。各类药枕的药效不尽相同。

圆木警枕,学习佳话

枕头不仅可以助眠,对于古人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功效,就是对付“犯困”。古人督促自己寒窗苦读,除了用“头悬梁、锥刺股”的办法,还会用一种叫警枕的“神器”一一它是由木头制成的圆枕。使用圆枕时,一旦睡熟,头便容易滑落下来,人就会立刻惊醒。可见,警枕的作用就在于让人睡不安稳,少荒废时间。警枕的出现,要追溯到先秦时期。《礼记·少仪》中记载了几种用具,其中就包括“颎(jiong)”,汉代的郑玄解释:“颎,警枕也。”汉代学者蔡邕曾作《警枕铭》,以物象形,以形示警,告诫世人,居安思危,临高虑倾。汉代以后的警枕除了会用圆木制作以外,有的还会安上铃铛,稍微一动就有声响,可当成闹钟使用。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时,为了不贪睡,就使用了一个警枕。参与修撰《资治通鉴》的史学家范祖禹在《司马温公布衾铭记》中说,司马光“以圆木为警枕,小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