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国精神，走好伟大复兴之路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前进。中华上下五千年，孕育了磅礴坚韧的中国精神，并深深融于中华儿女的血脉和灵魂之中。

什么是中国精神？翻开中华民族的厚重历史，是“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的同仇敌忾，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民爱民情怀，是“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的改革求新，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牺牲奉献⋯⋯中国精神浸润于口口相传的诗词歌赋里，化形在包罗万象的古老汉字里，甚至融汇在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一饭一蔬中。可见，中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把历史的镜头拉长，聚焦近代中国。

一百多年前，为了拯救民族危亡，革命先辈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下，中华儿女砥砺奋斗。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标志着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斗争。中华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富民强、人民幸福，我们爬坡过坎，滚石上山，攻坚克难，愈难愈进。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了井冈山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伟大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丰富了中国精神的内涵，凝聚了矢志奋斗的磅礴伟力，是中华儿女前进路上的一座座不朽丰碑。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首过往，伟大精神铸就伟大梦想；放眼未来，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时，我们需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新时代给了我们每个人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理应赓续红色血脉、弘扬光荣传统、厚植精神根基，在新征程上劈波斩浪，致远前行！

从历史中汲取治理力量

古人云：“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对于当下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一直为人们所高度重视。认识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总结和概括，也不仅仅是对过往的追索和探究，还在于帮助人们从历史的角度把握今天的社会发展和时代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知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有助于个人修养和知识水平的提高，更是提升综合能力与把握时代大势的重要基础。所谓“通古今之变”，深人了解历史变化的轨迹，透彻地观照历史走向的规律，才能更好应对时代要求和社会变迁。

当下，全球格局深刻转变，社会生活迅速变化，各种因素纷繁交织，知史可以让人从历史的变迁中找寻规律，从历史的风云中借鉴方略，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养分，从历史的细节中感悟人生。大时代的变化要求人们具备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来应对今天的挑战、回应时代的问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读懂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奋起、由苦难而辉煌的历史，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深厚根基，更加深刻地把握时代大势。

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做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我们常说人的大格局、大境界，其实很多方面就是来自于对历史的感悟。中国的历史，既有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丰富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的深刻教训以及由乱到治的智慧，包含着许多涉及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方面的殷鉴与教训。今天，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反腐败斗争，抑或是环境治理问题，都可以从历史中获得治理的启迪。

历史的价值在于“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从历史中提升文化素养，从历史中汲取治理营养，才能更好应对时代提出的挑战，在历史的视野中书写更加精彩的历史。

明天，我会成为更好的人 ——关于人文新思辨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却往往在众声喧哗中迷失了独立的声音；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却常常被繁芜丛杂的现象、无边无际的信息推来搡去，困在生活的表层。这是当代人的困境。从这一困境中突围，是让生命成其为生命的唯一选择。故而我们需要人文思辨—人文是方向，思辦是方法。只有认识到“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我们才不至于被缺乏文化的物质引入歧途，成物质的被衡量物。

我们应该看见苦难，看见苦难中挣扎求存的人的脆弱与坚韧；我们应该看见幸福，看见诗歌、绘画、雕刻、戏剧，看见人与其生存系统和谐共处的可能性。我们曾经把人的目光从对神的崇拜拉回对自我的欣赏，今天也可以将其从对物质与信息浪潮的过度关注中解放出来，真正投入到涵盖了自我与他人的生活中去。生命是这样宝贵，人应自己担当自己，用充满劳绩的幸福，确立自己的本质，成为万物的尺度。

人本身所具有的大得无以复加的能量，曾被中世纪的黑暗证明。在当下这场个人与欲望的拉扯和对抗中，它将同样显现——以情感的共鸣、理性的反思为形式。人在自己的生命进程中，每时每刻都需要做出合理的选择，人类社会的秩序，并不是先于人而存在。没有参考答案，没有尺墨权衡，仅依赖道义原则，我们随时都可能与另一原则起冲突。人唯一所能倚仗的，只有自己的理性。根据好的理由而非成见做出决策，是身为理性动物的人的最好选择。

分析理解能力、鉴别评估能力、选择判断能力⋯⋯我们凭借这些能力构建人生观，总结方法论，制定社会运行的秩序，同时不断推翻以往的经验，打破旧有的格局，推动世界的新陈代谢。这种能力应该是动态的，建立在最广大的包容性基础之上。一旦固化，它就失去了呈现人类理性的神奇魔力，异化为思想的桎梏。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与世界的良性沟通和对话，允许不同的价值观念存在，从人类最经典的文化中汲取力量，从无限广袤的生活中提炼精华，时刻剖析反思自我的思维方式，让心灵始终敏感而丰盈。

不被物质奴役，不为红尘迷惑，不屈服于压力，不妥协于欲望，博学慎思，明辨笃行，我们既能沟通传统，借为己用，亦能展望未来，创新跨越。生而为人，我们不需要抱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珍惜情感，运用理性，在无处不在的枷锁中微笑着说：明天，我会成为更好的人。

我爱“文化中国”

我本来想说“我爱文言文”，但与其说我爱文言文，不如说我爱绝妙好文；与其说我爱绝妙好文，不如说我爱创作绝妙好文的奇人、逸士、怪才；与其说我爱写作绝妙好文的奇才，不如说我欣赏、热爱这些奇才脑中“匪夷所思的想象力与浩瀚博大的智、慧、情”。

这些奇才，多半是磊落、聪明、潇洒之士，他们娴熟地使用中华语文，或沉思命笔，或慷慨啸歌，在中华文化中茁壮成长，创造了“文化中国”，也改造丰富了中华文化，成为“文化中国”大观园中亭台楼阁的主要支柱。

自《尚书》以降，近三千年，奇才们发展出一种简洁生动又随时成长的书面文体—文言文。它超越狭隘的地域、族群、方言，超越广大的空间。世界上任何人，只要学会基本的中华语文，就可依靠通俗的注释传本，无师自通地初步阅读、朗诵，与奇才们做各种深浅不同的学习沟通，各取所需地从中摘取自己所向往的智慧果实。

无论古今中外，凡是有心、有识、有才，愿意勤读学习“文化中国”，承继延续“文化中国”，发展光大“文化中国”之人，或温润娴雅，或直爽豪放——因为“文化中国”气度恢宏，有容乃大，兼收并蓄。我们之所以要做中国人，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我们能够与“文化中国”中这些灵活有趣的奇人、逸士、怪才，一起对话交流，一起努力创造，共同回顾过去，协力展望未来。没有孔丘，我不会“十有五而志于学”，发愤苦学中外文学艺术；没有老子“骑青牛出关”，我不可能知道“小国寡民”的政治宣言；没有李白，我不会发现我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放之气；没有苏东坡，我不会有“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基本创作认识；没有石涛上人，我不会有“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的气魄与自信⋯⋯

我愿意与如此天机灵动、趣味横生的奇才们为伍为友，行住坐卧，共枕而眠，或夜半窃窃私语而寐，或清晨大声辩论而兴。大家相互开阔心思，尽胸中笔端丘壑之变；博观约取，收厚积薄发纵肆之效；识量宏远，得千古中外知音之赏。我不能想象，我的世界如果缺少了他们，会变得何等荒芜枯燥，会堕入何等疲软沉晦之境。

“文化中国”，是一种个人由内而外生发的信念、憧憬与情怀，它将永远在各种挑战之中，继续博大精深、自我提升的目标迈进。

擦亮生态底色，推进美丽中国加速前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培育新业态、发展新经济，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提升绿水青山颜值，实现金山银山价值，推进美丽中国加速前行。 在巩固中提升，持续做好生态环境“加减法”。

十年来，祖国变化日新月异，其中生态环境的变化让人印象深刻。在城市，昔日黑臭“生产岸线”变成绿色“生态岸线”曾经的垃圾场变成了“城市后花园”。在农村，原来的脏乱差变成了“净齐优”，原来的“臭水沟”变成了“清水流”。与 2015年相比，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提高到86.5%。生态建设无止境，整治环境不放松，既要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又要持续强化环境污染防治，加快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减污降碳，循环发展，切实推进城乡垃圾分类、生活污水净化，加大植绿补绿的力度，绿化加美化，增绿与增效，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再上新台阶。

以“颜值”带动“价值”，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良好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以绿色为底色，推动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低碳产业，培育新业态，壮大新动能、发展新产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高精尖产业领域，打造出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绿色为牵引，打造投资沃土，聚人气、增“财气”，扩展与外界的交流合作，吸引客商投资建厂。

以绿色为资本，利用好山、好水、好风光，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游”，变“卖资源”力“卖风景”。利用山地资源和林草资源，养牛、养羊，种药材、种果树，加快从吃“资源饭”向吃“生态饭”转变。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从“生态佳”迈向“生态＋”，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同心协力，推动生态环保取得新成效。

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用钉钉子的“狠劲”，以绣花的“巧劲”、锲而不舍的“韧劲”，铺就生态之路，浇灌绚丽之花。每个公民要节约好每一吨水、每一度电，爱护好一花一草，自觉实行垃圾分类投放，每一个人都应当好“生态管家”，做好“护林员”。从不同的角度发力，脚踏实地有序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共建生态美好家园。

大国重器彰显大国底气

我国规模最大 LNG运输船建造项目首制船交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化应用日益广泛，“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白鹤滩水电站累计发电超1200亿千瓦时⋯⋯2024年，大国重器捷报频传，勾勒出我国科技创新活力奔涌的时代画卷。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往往在大国重器中得到集中体现。这些闪耀着中国智慧、凝聚着中国力量的大国重器不断涌现，展现着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心和底气。这些大国重器已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的标志，也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带来了启示。

重大科技成果无不是由重大技术突破带动形成、无不是靠自主创新取得的。在航空领域，C919大飞机成功首飞，标志着我国在大型飞机制造领域迈出了坚实一步，是我国航空工业的重大历史性突破；在工程领域，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创新，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领航号”浓缩着一部工程装备制造业的自立自强史。这些大国重器诞生的过程，是一座座技术堡垒被攻克的过程，更是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逐步走向自主可控的历程。这表明，只要保持科技自立自强的志气，就一定能逐步攻克“卡脖子”问题，锻造出更多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举众人之力，求长远之功。很多大国重器所取得的突破，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生动体现。既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又注重运用市场化方式盘活资源，就能聚众力以攻关、合多元而创新，不断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自主创新的新路径。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廖兆锦与团队携手，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创新上加速推动成果转化应用，为穿越长江量身定制金刚钻“领航号”；朱衍波带领团队钻研多年，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中飞行测试平台和机载导航接收机，又在各地辗转跋涉，完成北斗系统航空服务性能的空中飞行测试，助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登上国际民航舞台⋯⋯正是因为广大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前赴后继、接力攀登，才有大国重器的不断突破。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松绑”，让他们心无旁骛搞科研，能进一步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潜力。

大国重器蕴藏大国底气。以大国重器为牵引，我国将培养出更多优秀科技人才，形成更多重大科技成果。面向未来，焕发创新热情，不断攻克科技难关，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名片:携得通家名刺在，不妨长揖叩龙门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相信这样的打招呼场景我们并不陌生。递名片作为一种快捷的自我介绍方式，是新朋友互相认识的有效方法，也在现代商业交往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古人的“名片”是什么样的呢?

方便传递信息的“谒”

古代名片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叫“谒”。《释名·释书契》载：“谒，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谒”这种叫法，与朝廷设有“谒者”这一官职有关。春秋战国时期，“谒者”指侍奉在国君左右掌管传达等事务的近侍。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达官贵人也设立专门负责接待客人的“谒者”，他们根据主人的意思反馈信息给来访者。后来为了方便，出现了“谒”，上面写有自己的信息、求见原因，直接投递到对方府上，被拜访者在看完介绍后，决定是否接见对方。两汉之交，“谒”逐渐更名为“刺”。《后汉书》记载，建安初年，为了谋得发展，祢衡来到许都，准备投“刺”，但是因为他看不起周围人，“刺”一直都未能用上，装在口袋里直到字迹都模糊了。这就是“祢衡怀刺”典故的由来。

诗人与状元的“投刺”

东汉时期，随着纸张的发明，“名刺”改用纸张，纸张的发明也促进了“刺”的使用，不再像秦汉时期有那么多等级限制，东汉时期的“刺”应用已经相当普遍了。到了唐代，“投刺”成为一种社会交往的风尚。不论是拜谒官员、文人结识，还是进士及第，都要用到“名刺”。为求仕途，唐代文人往往会通过拜谒官场中人的方式去获得他们的推荐。李白在长安居住时，曾主动拜谒过玉真公主及其他朝臣，在他的《上李邕》《上安州裴长史书》等诗文中均能见其投刺拜谒之事。科举进士也是如此。每次科举考完试后，新科进士也会四处拜访达官贵人，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唐摭言》中有“状元以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人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缛，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以下，与主司对拜”的记载。

用名片拜年

在古代，名片还有一个用途一一拜年。这一功能出现得比较晚，但至少宋朝时已经颇为盛行。每当新年来临，人们就会让仆人或子弟代为跑腿，给被祝贺人递送“贺年名帖”，称为“飞帖”。北宋文学家秦观曾写过一帖贺正旦，其文云：“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明清时期以名刺来拜年的做法更加普遍。“不求见面惟通谒,名刺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文微明的这首诗算是对“飞贴”拜年的生动描写。一般贺年帖的中央会写一些简单的贺词,被祝贺者和祝贺者的姓名分别写在帖的右上方和左下方。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拜年时“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有些人互不相识也可以投帖，有的人干脆在家门前贴一红纸袋，号为“门簿”，用来接受拜年帖。

屏风：画屏有山海，文人自栖息

屏风，历来是我国室内家居的主要器具之一。古代称之为“扆”，设在户牖之间，其作用是挡风。除了挡风之外，屏风还是家居物件中可以移动的精巧隔断，在床后安置的屏风，亦作倚靠或挂置什物之用。

帝王屏风：器以载道

唐太宗李世民执政之初，积极听取群臣意见，励精图治，劝课农桑，整饬更治，薄赋尚俭，为“贞观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但随着政权巩固，李世民也逐渐陷入奢靡生活的诱惑中，最敢和李世民叫板的魏徵在贞观十三年写下了一份流传千古的奏章，直言帝王登基之初都谨慎治国，但安定后都会贪图享受，陛下当年的“敦朴之理，渐不克终”，应当坚持下去。魏徵在奏章中列举了李世民执政初到如今的十个变化，来警醒他要居安思危，坚持厉行节约的政策。李世民有感于他的诚心，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羞愧，于是将这份奏章的内容写在自己室内的屏风上朝夕瞻仰，以提醒和告诚自己。正因君臣一心，皇帝虚心纳谏，闻过则改，才创造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贞观之治”。这一屏风后来也被称为“戒奢屏”。

文人屏风：不染一尘的超脱

其实，古代民间的屏风大都崇尚实用朴素，陈设素屏者众多，自魏晋以来，风气更盛。褪去权利奢华光环的屏风，成了文人墨客抒情表意的工具，变得柔软多情起来。在众多诗人之中，白居易对屏风的喜爱是出了名的。他所写的《素屏谣》向世人昭示了他不随世俗的品性。文日：“素屏素屏，胡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当世岂无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璪之松石？吾不令加一点画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素屏，其实就是一种不施彩饰的白色屏风。相比于“画屏”而言，别有一种不染一物的超脱之美。它精美、古典、静默，自然而然与文学结缘。明代时文人的屏风，也依旧多为“素屏”，这正彰显出他们对内在独立精神的独特要求。

玉堂中的屏风：隐逸、自由与理解

宋仁宗有一个非常喜欢的臣子燕肃，很善于画画，仁宗请他画了一幅《潇湘图》屏风，放在玉堂（翰林学士处理日常工作之处）的正中央。之前，在皇帝的空间中，如果屏风放在正中央它一定画的是鉴戒或示威的图像，但在玉堂中，仁宗却放上了《潇湘图》屏风。他希望士大夫可以在这样一个空间中，拥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的状态。一这一屏风表现了仁宗对士大夫这一群体的认同和体贴。后来，仁宗又让另外一名宫廷画家易元吉画了猿猴的屏风画。在古代猿猴是生活在林壑之中的，所以它们代表着一种远离尘世的自由。在仁宗统治时期，玉堂空间主要有四幅画：一个是董羽水，一个是巨然山——二者都是壁画，处于中心的就是燕肃的《潇相图》屏风，还有易元吉画的猿猴屏风。玉堂空间完全被陈设成一个文人空间，一个土大夫空间，而且屏风画的主题，都有着隐逸的、自由的意味。

枕头：采菊缝枕囊，满室生余香

睡眠，是人体进行自我修复的必要手段，而睡眠的必需品——枕头，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凝聚了不同时期的古人智慧。它的演变，记录着社会和生活的变迁。

高枕而卧，国必无忧

在一些文学作品或是古装电视剧中，我们常能看到古人睡觉时所用的枕头十分高，而且还是硬邦邦的木质、石质等，难道他们睡在上面不硌得慌吗?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的记载。古人的枕头大多既高且硬，因为他们选用的材料大多为竹、木头、石块、陶瓷或金属，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青铜枕、金枕等。这种睡硬枕头的习惯至今还在我国一些地区保留着。比如有名的“关中百怪”中，就有一怪是“枕头砖来代”，因为古人认为睡硬枕可以使人睿智。而且，虽然叫“枕头”，但古代的一些硬枕其实是垫到脖子下面，如果能贴合使用者颈椎的生理弧度，不仅能给颈椎提供支撑，还能让颈部放松，睡得更舒服。虽然硬枕是古人的首选，但也不乏各种特色软枕。现存最为知名的软枕是西汉南越王赵眜（mò）墓中出土的一件丝囊珍珠枕，这个枕头大部分已经朽烂，只有珍珠尚存。

“养生”枕头种类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木枕已是人们普遍使用的生活用品，但木枕会因汗渍的侵蚀而变形腐烂。隋朝时，出现了最早的瓷枕，瓷枕陪伴人们人睡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按照中医“脚暖头凉”的理论，古人认为光滑细润的瓷枕具有“理疗”功效，可以爽身怡神。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个珍贵的药枕，内部填塞着中药佩兰叶。药枕是我国古代先人的首创，起源于枕香草风俗。在古代众多种类的药枕中，“菊花枕”最受青睐。诗人陆游曾为“菊花枕”咏诗：“少日曾题菊枕诗，蠹编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药枕的形式多种多样。如豆枕，多用绿豆，亦有用赤豆、黑豆的；还有以米为枕的，等等。各类药枕的药效不尽相同。

圆木警枕，学习佳话

枕头不仅可以助眠，对于古人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功效，就是对付“犯困”。古人督促自己寒窗苦读，除了用“头悬梁、锥刺股”的办法，还会用一种叫警枕的“神器”一一它是由木头制成的圆枕。使用圆枕时，一旦睡熟，头便容易滑落下来，人就会立刻惊醒。可见，警枕的作用就在于让人睡不安稳，少荒废时间。警枕的出现，要追溯到先秦时期。《礼记·少仪》中记载了几种用具，其中就包括“颎（jiong)”，汉代的郑玄解释：“颎，警枕也。”汉代学者蔡邕曾作《警枕铭》，以物象形，以形示警，告诫世人，居安思危，临高虑倾。汉代以后的警枕除了会用圆木制作以外，有的还会安上铃铛，稍微一动就有声响，可当成闹钟使用。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时，为了不贪睡，就使用了一个警枕。参与修撰《资治通鉴》的史学家范祖禹在《司马温公布衾铭记》中说，司马光“以圆木为警枕，小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